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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面两孩”女性就业歧视凸显?政协委员建议加强女性公平就业权利保障

2019-03-04 19:28

  于2016年放开的“全面两孩”政策,使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不断增加。但由于一孩生育数量下降,总的出生人口正逐年下滑。是什么使女性推迟生育或不再生育?

 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重庆市委会副主委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认为,育龄女性本就容易遭受职场歧视,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后,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凸显,女性生育权益保障与就业发展权利受限的矛盾愈亦突出,其就业可能面临“隐性歧视”加剧、职业选择范围更窄、生育二孩后再就业困难等情形。这种状况往往会使一些女性做出推迟或不再生育的决定。

  对此,他认为,加强新生育政策下女性公平就业权利保障,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,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。

  在他看来,现阶段影响女性公平就业的因素主要有:

  一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。传统性别观念认为,男性更适合参加社会劳动,而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。对于生育二孩的女性而言,由于年龄增长,身体机能下降,同时照料两个孩子,相应的工作精力必然减弱。这是造成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和歧视的重要原因。

  二是用工成本增多。女性产假期的工作空缺需要另聘人员填补,产假期间的薪酬给付使用人单位的经营成本增加,二孩政策的实施,部分求职女性可能要休两次产假,这将进一步增加用人单位录用女性职工的顾虑。

  三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局限性。虽然我国《劳动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均肯定了女性就业不能因性别而受到歧视,但规定过于原则,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和明确的保障机构,无法有力保障女性的公平就业权。

  四是日常监察不到位。由于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通常较为隐蔽,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无法通过审查规章制度等措施查知,即使有女性劳动者举报,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也仅能责令改正或处以小额罚款,难以对企业起到有效威慑。

  五是司法救济途径不畅。招聘阶段的就业歧视不属于劳动仲裁受案范围,只能向法院起诉。但诉讼时间长,程序繁琐,诉讼面临各方压力,且势单力薄,维权阻力大。

  因此,李生龙建议,倡导育儿责任分担机制。提倡男性积极参与抚育事务,强化男性的家庭责任,减轻家务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束缚。强化宣传,改变传统的性別意识。完善立法保障,譬如在相关配套立法中,考虑在保证母亲产假的同时增设男性“陪产假”、确立家庭休假制度。

  此外,推行国家、社会、个人共同分担生育成本。出台激励用人单位雇用女性员工政策,譬如通过政策性补贴等方式,缩小男女职工雇用成本差别,增加女性就业机会;对于录用女性职工的企业给予政策激励;将生育保险纳入社会统筹范围,设立生育基金,进一步减少企业生育保险成本负担。

  在法律方面,落实落细反就业歧视相关法律规定。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、表现、范围和认定标准,加大处罚力度。针对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制定细化配套措施,减少家庭生育二孩的顾虑,不断夯实政策落实的基础。鼓励用人单位建立弹性工作制度,为生育期或抚养婴儿的女性提供灵活多样的办公方式。健全投诉处理机制,畅通女性诉求表达渠道,在女性职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支持和帮助。

  同时,明确将就业歧视行为纳入监察范围。劳动监察部门应依托大数据平台,建立女性职工招聘和权益保障的常态化监管机制,并将相关情况录入企业征信系统,定期向社会公布。此外,还需发挥工会、妇联等社会机构的监督作用,赋予其相应权利,一旦发现企业存在性别歧视行为,可主动介入协调或提请劳动监察部门解决。

  最后,畅通就业歧视司法救济渠道。将招聘环节的就业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,以便女性劳动者维权。在“平等就业权纠纷”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单独案由的情况下,受案法院应考虑此类案件的特殊性,强化职权调查,积极引导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,尽量适用速裁程序,快速审理此类案件。